杨文汉小两口礼拜天陪着二叔玩了一天,上午去了颐和园,二叔说:“这么好的一片处所,不种庄稼,只栽草种树,真可惜!”下午去了植物园,二叔说:“这么多马和牛,不拉犁、不拖车,每天养着它们,白白华侈草料!”
杨文汉的爱人是他在重庆第全军医大学学习时的同窗,通情达理,宽宠遇人。她晓得二叔之前对待杨文汉像对待本身的亲生儿子一样经心,以是对待二叔也像对待本身的婆婆一样靠近。
杨文汉的父亲归天比较早,妈妈带着几个孩子能够度过缺吃少喝的艰巨光阴,多亏了二叔。
二叔脖子一挺,说:“如何不是七毛钱,我喝一碗茶水花两毛钱,上厕所去撒了一泡尿,看厕所的老头又找我要了五毛钱,加在一起不是七毛钱吗?我不喝那碗茶水也不会去撒那泡尿!”
二叔年近古稀,小时候有点奸刁拆台,只喜好四周瞎跑,不肯意进讲堂读书,从小就跟着干活的大人们在地步里撒泼。因为没有上过学,五尺长的扁担,一条横在面前,晓得那是个“一”字,两条横在面前,不晓得那是个“二”字。有一次出产队里分柴草,他不熟谙夹在柴草堆上写有本身名字的字条,看到别人一个一个地用架子车往家里拉分得的东西,他在一旁急得大喊:“我在哪,哪个是我!”这件事在村里一度留下笑柄。
而后的很多年,二叔除了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来过一次以外,其他时候就再也没有再到北京来过。
有点聪慧的婶婶人很刻薄,对二叔照顾也算殷勤,她与二叔结婚后的第二年,与肚子里的孩子一起,被村里的“赤脚大夫”奉上了不归路。
“提早连个电话都不打,不晓得二叔此次俄然到北京来究竟有甚么事?”杨文汉内心边想边朝接待所的方向走,一昂首,远远地瞥见方秘书正站在接待所的大门口等着他。
二叔而后没有再结婚,他与杨文汉的父亲只要弟兄两个,对本身的几个侄儿侄女如同己出,把杨文汉家的苦活、累活全包了。即便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糊口最困难的那些光阴,他也能够帮忙孀妇嫂子让孩子们开学时能交上学费、过年时能穿上新衣。
二叔虽说没有文明,但是身强力壮,在出产队里干活能拿男劳动力最高的工分,他在三十岁那年才与一个有点聪慧的女人结了婚。
厥后,杨文汉应征参军、被保举上军校、提干;再厥后,结婚、育女,一步,一步,天然得像是行云流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