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“法”，就是从1918年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公布起，直到1934年刘湘同一四川军政后才结束的四川军阀“防区制”――一部四川大小军阀之间分别权势范围、各自停止军阀盘据鱼肉百姓，乃至兵戈相向、血肉混战的“吃人游戏法则”。
当时的四川在天下事产烟最多、烟土市场最大、吸毒者最众的一个省分。除了勒种罂粟、公卖鸦片等外，武装护商、包运烟土和贩运烟土是军阀从鸦片烟中寻觅财路的又一有效路子。因为当时战事繁多，匪贼横行，烟土产地又较偏僻，烟商投入巨资贩运烟土，恐怕途中呈现不测或各种关卡的截夺，故而大多争夺甲士护送，以便顺利达到目标地。当时四周诸省，如云南、贵州、山西所产鸦片，亦展转云集四川并经重庆、万县等地沿江而下，销往中南、华东诸省。
“防区”，本来指各军的驻防地区。但四川军阀的“防区”却远远超出了军事方面的意义，仿佛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事独裁王国。1918年，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，划拨处所税款，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，作为粮饷之需。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构成。
军阀节制区下的四川各县各乡，每个角落，即便没有旅栈，没有饭店的处所，也有烟馆，距重庆约三英里的一个小村，住民仅百二十五家，而烟馆已设立二十二所。可谓“十室之邑，必有烟馆；三人行，必有瘾者”。任何人家，客到必摆灯盘，以烟敬客。在这一期间，四川军阀不竭恶战，为筹措军饷，竟对鸦片实施专卖或设局抽税，以获得更大好处。卖鸦片烟土要交“泥捐”，开鸦片烟馆的要按一盏红灯每月4元交“灯捐”，开倡寮要交“花捐”，另有乱七八糟的杂捐……达到“现在只剩屁无捐”的境地。最好笑的是，当局一边鼓励出产鸦片，对不莳植婴粟的农夫强征“懒捐”，又收“泥捐”准予鸦片自在买卖，还收“灯捐”、“许吸捐”、“瘾民捐”公开答应烟民吸毒，却又扯起“禁毒”大旗，在官方强征“禁烟特捐”，真是“既当裱子，又立牌坊”，构造算尽，两端捞钱。各种捐税的设立，为鸦片的种、运、售、吸批上了合法的外套。
民国初期，四川军阀之多，盘据时候之长，混战之频繁，为害之大，能够说是非常罕见的。但是，恐怕几近没人会想到，这丧尽天良、罪过累累的军阀混战竟然是“合法的”！
四川军阀为劝农夫种烟可谓想尽各种体例，如农夫贫乏烟种，他们就从别处运来披发给农夫;如贫乏种烟的资金，就供应给农夫存款，本利以鸦片烟折算固然各地军阀想尽各种体例劝农夫种罂粟，但还是有很多农夫不肯种捐税既高，又极毁地力的罂粟。军阀们在劝种不成的环境下，就采纳勒种、迫种的体例，逼迫农夫种烟，对拒种罂粟或拒交高额税金的农夫乃至动用武力停止弹压。农夫不肯种烟，就说农夫怠惰，课以惩罚而完的税叫懒税。在雅州（今雅安），军阀当局规定，每10亩地必须有3亩种罂粟，不然将科以罚金，并加以拘禁。除此以外，若农夫种粮而不种烟，第一年完三年的税；第二年再种粮食，完五年的税；第三年还种粮，完七年的税，而种烟则只完本年一年的税。军阀当局就是用这一体例迫使农夫种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