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见直至弘治十年之时，大臣仍游离于京察以外，自陈仍不是京察的牢固程式，即便言官奏请，天子亦不予采取。到了正德四年时，才于行京察之圣旨中有明白之规定：“堂上官四品以上令自陈”。自此，四品以上官员于京察中停止自陈方为定制。
为自陈不职，乞赐免除以肃察典事。吏部咨，准吏部咨。该本部为遵旧例严考查以励庶官事，内开京官考查四品以上例该自陈，其各衙官员本部会同都察院考查，仍行南京一体查照实施等。
有明一朝的京察既分北察南察，又分四品以上自陈、五品以下堂审两类。也就是说，对于分歧品级的官员，其考查体例亦有不同。故时人称：“大臣与小臣分歧，出处进退自有法度”。
他这里就和此前诸位内阁辅臣的自陈不职疏有辨别了，内阁辅臣其“乞赐免除”的来由凡是会写做“清政本”。
此前多次说过，明朝宦海的特性，既有师生干系，又有乡党干系，到了现在乃至另有家数干系。王锡爵作为心学派的台柱之一，很多弟子安排在南京所管的衙门那是再普通不过了。
臣幼年德薄，才轻历浅，是以初任即为论劾。况臣所思所虑，今天下财赋皆系一农，实不当为二祖列宗本意，惟广纳商税以轻农赋，方为重农之所当为。此心此念，断不成易，故与同僚可贵一心。
“况臣所思所虑，今天下财赋皆系一农，实不当为二祖列宗本意，惟广纳商税以轻农赋，方为重农之所当为。此心此念，断不成易，故与同僚可贵一心。
甚么意义啊？你是在威胁皇上，在你和“同僚”之间做个挑选吗？
自陈有必然之挨次，掌察官员于堂审前自陈，按“先本部、都察院正堂，次左、右堂”的挨次停止。而其他官员多在堂审结束以火线行自陈，即所谓“考查后自陈，例先内阁，次各衙门二品堂上官，次三品、次四品”。
这也就是他了，碰到旁人捞了这么多的功绩，那还不得大书特书一番，恐怕天子健忘？
这个套路高务实就不能例外了，其起首申明天子对本身的“高天厚地之恩，莫知所报”，继而论及本身，“臣年仅二十有五矣，秉掌国财”；紧接着诉说本身“幼年德薄，才轻历浅，是以初任即为论劾”；而掉队行自陈，报告免除本身的意义在于“使中外知明廷肃典章，掌罔逸罚，所为砥砺臣工当不浅鲜矣。”至此自陈的核心内容便告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