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阳修[第1页/共18页]

另一个典范例子是《四夷附录》所论兵事。欧阳修说：自古蛮夷服叛，虽不系中国之盛衰，而中国之制蛮夷，则必因其强弱。予读周《日历》，见世宗取瀛、莫、定三关，兵不血刃，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、驰千里而袭人，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，以侥倖一胜。夫兵法，决机因势，有不成失之时。……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、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。……不幸世宗遇疾，功志不就。然瀛、莫三关，遂得复为中国之人；而十四州之俗，至今陷为蛮夷。彼其为志岂不成惜，而其功不亦壮哉！夫兵之窜改屈伸，岂戋戋守常者所可识也！这一段话要和欧阳修别的议论兵事的文章合看。欧阳修始终反对军事上因循轻易，主张备战出攻。特别是在《言西边事件第一状》中，更说到用兵的机会题目。他总结庆历以来用兵的经历经验，指出“往年已验之失”，提出“本日可用之谋”，以为应定“出攻之计”，要用“制人之术”。不要“到处为备”，导致“我劳彼逸”；而要“移我所害者予敌，夺敌所利者在我”。他以为这时只要打击，才气戍守。但宋朝廷始终勉强乞降，不但不能攻取十四州的地盘，并且还要赂以大量的银帛。欧阳修对于宋统治者的脆弱无能，是非常不满的，而对于后周世宗的昂扬有为，则是非常敬佩的。他对后周世宗不幸而“遇疾”，乃至“功志不就”，非常怜惜。他是但愿宋朝能够持续如许的功烈的。像如许的群情，讲的是汗青，针对的倒是实际。文章最后攻讦“守常者”，实在也恰是对宋朝因循积弊的指责。著书以垂鉴戒，是欧阳修著《新五代史》的首要目标。这在北宋当时是有其政治启事的。北宋期间的一些体贴国事的文人学者，普通都很重视研讨前代治乱兴衰的汗青经历，觉得当代的鉴戒。欧阳修如此，其他史家如尹师鲁、司马光，也是如此。他们的重视之点都在治乱兴衰，而不在典章文物。是以，欧阳修也好，司马光也好，其所记叙的重点，都在政治得失，而不在文献存亡。作为一代之史来要求，这确是个缺点；但作为一家之言来对待，这也恰是一个特性。《新五代史》不详典章轨制，可否由此便说欧阳修不正视汗青文献呢？从欧阳修的全数学术成就来看，究竟也并不如此。究竟上，欧阳修对于当代文献还是非常重视的。所著《集古录》就是明证。欧阳修曾经说过：“君子之于学，贵乎多见而